戴笠女秘书与其同居两年后选择出国留学，背叛戴笠为何依然能平安无事？
1937年12月，南京失陷的硝烟尚未散尽，重庆临时首都的灯火却通宵不熄。情报系统忽然发现：缺的不是炸弹，而是能读懂英文密报的人才。战局把目光推向大学校园，外语系学生一夜之间成了“战略物资”。
那年春天，军统负责人戴笠赶到湖南临澧主持一场毕业典礼。他的目的是挑助手，多半师生并不知道这位“戴先生”在国民政府里掌管着怎样的锋利机关。台下，一名二十出头的女毕业生因为流利的口语被老师推荐。她叫余淑衡，长沙人，家教严格，学籍清白，却已经订过亲事。典礼结束，戴笠留下晚餐，随口一试，“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你懂几分？”女孩脱口而出原文，语气轻松。席间静了一秒，随后掌声响起，这一秒其实决定了两人的未来。
军统急缺翻译，余淑衡很快在重庆桂花巷的秘密办公点报到。白天她校对情报电码，夜里戴笠让她整理会议记录，两人相处时间越来越长。传闻开始在走廊里发酵——“那位余小姐晚上留在局座公馆”，这是当时保密处茶余饭后的暗号。军统纪律并不反对领导结婚，却忌讳公开的“特情内务”。戴笠为此动了心思，他把自己在内部的化名改成“余龙”，意图和她“同姓”，既避嫌也示忠。
关系确立后，戴笠先替她家人安排后路：母亲被送进川东防空洞管理处担任会计，弟弟则进了交通驿站当文书。余淑衡的原先婚约，在一份“因战事不便完婚”的说明书里悄悄终结。戴笠得了人，又少了闲话，事情似乎四平八稳。
然而，局里另一条铁律很快摆上台面：核心人员不得与局长过度靠近。沈醉回忆，多年前就有人因同样原因被外放。戴笠要保住“神秘局长”的形象，也要留住得力助手，于是把目光投向海外。1941年初，他借着扩建南洋情报网的名义，将余淑衡派往仰光的前进站。她在那里担任电台译员，每天面对滚烫的电报纸，炮声成了后台噪音。半年后任务结束，她途经香港返渝，提出想要深造的想法。
“真想去美国？”戴笠若有所思。余淑衡点头，“不趁年轻出去看看，太可惜。”屋里只有两人，气氛有些微妙。戴笠停顿片刻，笑道：“那就去，别怕手续，我来办。”这是他们唯一一次正面谈论分离。
同年秋天，护照、录取函、轮船票几乎同时送到她手上——全都由驻港银行账户提前结清。临行前夜，戴笠开车送她到启德机场。夜色里，他递过一只小木匣，“里面两本密码本，你代我带去华盛顿，交给萧勃。”余淑衡一愣：“交给他？那您呢？”“我要的是安全，不是浪漫。”他像在跟自己解释。
自此以后，两人靠电报维系。1941年12月26日，戴笠拍给萧勃一份加密电文：请转告S.H.注意用功，天寒添衣。四天后再发一封，询问密码本收讫情况。电报短促，没有一句多余情话。战争升级，美军参战，跨洋通信时断时续。到1942年冬，戴笠已经忙得不可开交；余淑衡在美国东海岸读完硕士，又转赴芝加哥攻读博士。她的信中保持礼貌，却逐渐减少了关于归国的设想。
1946年春，军统系统因政治风向骤变而出现裂缝。戴笠依旧在各地奔走，川陕、陇南、昆明，飞机起落频繁。一次休整时，他对老部下感慨：“人各有志，何必强留。”身边副官听得云里雾里，只当他在说部署。其实那年夏天，余淑衡已与同学陈鹤梅登记结婚，两人研究国际金融与宪政制度，留在校园做学问。
1947年，洛基山脉春寒料峭。教授例会间隙，同事问她：“听说你在国内认识一位了不起的人？”她只笑，“那是过去的任务，不提也罢。”往事被关进抽屉，连同那两本旧密码本一并锁在深蓝色行李箱里。
再后来，戴笠在1946年空难中身亡。军统瓦解，旧档案散落各方。审查风潮里，没有人去追究一位女学者当年的隐秘角色；也许那些电文早已跟随换代的密码机一同报废。1994年冬，余淑衡因病在波士顿去世，享年76岁。她的遗物拍卖清单里，木匣不见踪影，只留下厚厚的讲义与一张年轻时的黑白合影——照片里，男人的面孔被剪去了，只余她的半边笑容，清晰又疏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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